摘要:虽然伯南克所说的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还迟迟不见踪影,也离我们投资者十万八千里外。 ...
工业化与城镇化究竟是何关系?或者说它们是否是前后两个阶段?显然,这与人们对城镇化的理解有关。
另外,新一轮统计的覆盖面更为完全,包含了乡镇一级的数据。包括上海、云南和陕西(译者注:也可能是山西,原文为Shanxi)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了在偿还本金上遇到了问题而申请了贷款的展期。
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这一数值是2010年的2.5倍。这一差距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运用其他的融资渠道去补足差额,这样的局面从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已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虽然这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道德风险,但仍不失为一次性快速提高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状况的良方。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王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上存在着较大的不一致性,通常而言,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税收收入是五五开的,但是在支出方面,却是中央占三成,地方占七成。
根据我们自己最近所做的调查,我们发现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到40%不等,而在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城市,这一比例达到了80%到120%不等。目前已有60个城市在系统内注册登记了。在当下,要毫不动摇地发展民有经济。
为此必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进而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把政府看作配置资源的主体,实际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扭曲。这其中,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近几年,随着全社会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政府强,社会弱的旧格局,正逐步改变。
上述内容,都与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有关。如果党内民主停滞不前,在整个社会民主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则会逼迫党内民主的推进。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有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但至今旧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仍如影随行。一些带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常常用行政手段限制竞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多方设置障碍抵制引入市场机制,限制竞争。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既有利于政府提升效率,转变职能,也有利于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
例如,保守与进步,稳定与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在改革中,我们虽然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回答了我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改与不改统一起来。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一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经济学界的舆论,影响了我国的实际经济工作。④然而,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竭力引导改革朝资本主义方向开展。
正是总结了国际国内改革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他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到现在,恐怕任谁也难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确实是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改革的两个方向、两条道路,导致两种结果、两种前途。有人竭力想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制度,引导改革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例如,有些人鼓吹宪政民主,主张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人鼓吹私有化,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反对国家宏观调控;有人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开放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等。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有的人谈到经济问题,往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出解决办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子去思考问题。
他曾经说过,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详细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点及其发展历程,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状态以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对象的确定,情况也是一样。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0年左右的时间,吴敬琏一直是念这本三句经,从来不变,永远不变,倒来倒去,一点新意也没有。
他在1989年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这些人还相当顽固,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喧嚷一番。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了,还遑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按照巩固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
这是因为,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的社会。⑨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这是当前有关改革问题的主要错误倾向。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
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明确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不能改的,而且是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的,在此前提下,再研究改什么和怎么改。这种经济制度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是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
二不能不承认,我国改革发展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着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仿佛我们的改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
对这些基本制度,应该有制度自信,不能动摇。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赞扬,所谓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